“和”字渊源，始于《易经》，后融于道、儒而演变成中国传统优秀文化。其精髓根植于民本思想，却超越了仁爱精神，在华夏大地五千年的历史上历久弥新、绵延不息，赋予了中华民族文化特有的厚重质感，温润出中华民族博大、包容、和谐的文化特质，奠定了中华思想文化的核心，融于在每个国人的言行，藏于海外侨胞的心中。

一、“和”文化的历史渊源

华夏大地，悠悠五千年，文化底蕴深厚，内容博大精深，一个“和”字贯穿了始终。

“和”之起源：“和”字最早见之甲骨文和金文，源于《易经》伏羲八卦中所蕴含的“天人谐和”的思维方式和辩证思想，是中华文化的原点。《尚书》中的“和”则指对社会、人际关系诸多冲突的处理。《黄帝外经》、《黄帝内经》以万物各得其和以生，万物相克相生中既济为总纲，告诫世人生命源于相生相克，也要遵循相生相克，在相生相克中寻求“和”，失去“和”则万物不复，这也是我们在做好海外联络联谊、侨文化交流中应当遵循的原则。

“和”之传承：道家“道法自然”的思想蕴含着“和”，儒家“和而不同”“以和为贵”的处世之道是“和”，庄子在和合、仁爱基础上生出“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的宇宙观，乃至佛家入世济世理念皆有“和”，“和”之理念发展于庙堂高宇，也融合于寻常百姓，成为国人最基本的文化基因，踵事增华。

自尧舜起，“和”便已成为华夏民族处理国家纷争的理想模式。《尚书尧典》记载：“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黎明于变时雍。”尧帝以“协和万邦”理念平息各国纷争，建立天下合作的关系，“和”之理念也便成为后治国处世之典范。

孟子言：“夫物之不齐，物之情也”。管子说:“和乃生，不和不生”。《中庸》云：“中者也，天下之本也；和者，天下之达也。至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不同国家文化不同、存在竞争性是普遍存在的基本事实,但终归要在竞争性与统一性中“求和”才能得到“共生”。各种文化不是此消彼长，在我们侨文化交流中面对不同的国家文化更应秉承相容并蓄的文化传统，相互吸收、借鉴有益成分，在和合共生中获得更充足的侨文化发展力量。

二、“和”文化的当代阐释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源自于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和”文化，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精髓的进一步发展，是“和”文化在现时代的进一步延续，因此，“和”文化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文化基础。“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根据新时代的需要对“和”文化的继承是引领“和”文化走向世界的当代阐述。两者的核心都在于“和而不同”、“和实生物”，前者解释了世界怎样存在，后者解释了世界怎样发展。面对当前逆全球化思潮，和而不同、和衷共济、和合共生是文明持续良性发展的最佳出路。不同社会制度、不同意识形态、不同历史文化、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在国际中走利益共生、责任共担、权益共享、文明共存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道路才能给予侨文化更好的未来、给予地球文明最好的滋养。由此“和”文化的弘扬和推介是发展侨文化事业的必须，同时也是在为世界发展贡献中国智慧。

三、“和”文化的社会价值

“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 “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和”是国人价值理念上独特的烙印，烙印在我们身上，也烙印在华人华裔的血脉里。

在极度追求个体自由的的今天，求“和”不求“同”是避免偏激极端、帮助消解社会戾气的一剂良方。于个人而言，成为“君子”是自孔孟以来，衡量品德的最大标准，也是对品格的最高肯定，因此，求“和”不求“同”可以说是先人圣贤们的核心价值观。对于现世的我们而言，在各种优秀文化中求“和”不求“同”，我们的精神生活方能愈加丰富，愈能寻找到属于自己的精神文化需求，获得诠释最美生命的方式，促成个人与天地的相融、自己与自己的和解，以个人的“各美其美”成就社会的“美美与共”、国家的“天下大同”。

所谓“有容乃大”，有“容”才能有胸怀。容又从何处来？容从“和”中来。因此“和”字的学习与传承，于个人而言是胸怀的培养、也是家国情怀的塑造过程，助益个人走向更高的山峰，助益海外侨胞心向中国。

《礼记》：“乐者为同，礼者为异。同者相亲，异者相近。乐胜则流，礼胜则离。合情饰貌者，礼乐之事也”，也以“和”的方式揭示了不同文化最佳相处之道。酸甜苦辣咸相调方得美味佳肴，礼义仁智信相融方有君子坦荡，宫商角徵羽相和方成听觉盛宴。“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一物独存，终是孤独，也终将消亡。因此，“和”文化，强调的并不是千篇一律、可复制的社会体系，而是以开放性、包容性的姿态引导走向万物蓬勃、百花齐放、争相斗艳的盛世景象，是各种优秀的文化都能以自己的方式获得最好延续的美好理念，是我们在做好侨联宣传工作中最应当向外推荐的传统优秀文化之一。（作者：连晓君）